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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學大家 | 俞平伯

    來源:作家通訊 (2021-09-28 11:25) 5962456


    《王伯祥日記》中的俞平伯先生

      俞平伯先生誕辰120年紀念會前夕,同事轉給我兩張老照片,是李希凡、藍翎和俞平伯先生的合影。

    李希凡(左)、藍翎(右)與俞平伯先生

    李希凡(右)、藍翎(左)與俞平伯先生

      同事說,平伯先生真有涵養,要是我,肯定轉頭就走了。我半開玩笑地說,老人家累了,走不動了。據當事人回憶,照片拍攝的時間是1979年5月20日,那天,《紅樓夢學刊》創刊座談會在北京絨線胡同甲七號的四川飯店舉行。關于1954年開始的那場聲勢浩大的《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孫玉明《紅學:1954》[1] 中有比較詳細的回顧分析。25年之后,一切重新步入正軌,百廢待興。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次會議就顯得非同一般了。這一年,俞平伯先生79歲,他來參會的具體情形,我們不得而知,但照片記錄下的歷史瞬間,給我們提供了很多聯想的空間。

      文學所前輩盧興基先生多次約我到他家討論所史問題,特別是看到張勝利撰寫的論著《魂系紅樓:女性研紅的先行者王佩璋》[2]后,再次表達了他的迫切愿望,希望我們組織專業力量,收集相關資料,整理文學所史。文學所古代文學學科編《古代文學前沿與評論》,每期都發表與文學所有關的文章。馬靖云老師著《文人相重》,何西來老師編《九畹恩露:文研班一期回憶錄》,杜書瀛老師撰《我的學術生涯》《忘不了的那些人和事》,陳駿濤老師撰《陳駿濤口述歷史》,嚴平女士撰《潮起潮落:新中國文壇深思錄》,這些著作都與文學所有密切關系。我近年也組織編寫了文學所三個“六十年”[3]的系列叢書,自信對文學所近七十年的歷史還是稍微熟悉一點,但是對于“紅學”,我是外行。為了紀念文學所的紅學歷史,1986年,文學所特別舉辦了慶賀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大會,胡繩院長到會致辭。會后編輯出版了紀念文集。[4] 近年,我還特請夏薇研究員撰寫了《心之所善,九死未悔:紀念文學所紅學先賢王佩璋先生》,發表在《曹雪芹研究》2018年第2期上。學術需要傳承,不忘本來,才能開創未來。

      2011年,《王伯祥日記》手稿影印本出版,我用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在工作之余仔細閱讀,發現俞平伯先生是《日記》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幾個人之一。這里,我想從閱讀《日記》的視度略窺兩位世紀老人的交往片斷,連綴成文,以此紀念俞平伯先生誕辰121周年。

      籌備文學所

      在2013年出版的《文學研究所所志》中,“俞平伯”條這樣寫道:俞平伯(1900—1990),名銘衡,字平伯,以字行。曾使用蘋初、古槐居士等筆名。祖籍浙江省德清縣,出生于蘇州。曾祖父俞樾(號曲園),著名經學家、文學家、文字學家、書法家,為清代樸學發展史后期重要代表人物。其父俞陛云,在文學、書法等方面亦頗有造詣,尤精于詩詞。俞平伯幼承家學,舊學基礎深厚。

      1915年,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學預科,次年入北大中國文學門,在黃侃指導下研習駢文詩詞等,甚得黃氏賞識。此時新文化運動正從興起走向蓬勃發展,受其影響,1918年5月,俞平伯在《新青年》上發表題為《春水》的新詩。10月,他加入北京大學進步學生組織新潮社,并成為《新潮》月刊主要撰稿人。在進行新詩創作的同時,他還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陸續發表了《白話詩的三大條件》《社會上對于新詩的各種心理觀》等文章,從理論層面為新詩的發展廓清各種障礙。五四運動爆發后,俞平伯走上街頭散發傳單,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弄潮兒。1919年從北大畢業后,他先后在杭州第一師范、上海大學任教,其間與熱心新文學的朱自清、葉圣陶、鄭振鐸等結識,并于1921年經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1922年3月,俞平伯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冬夜》。1923年,他與鄭振鐸、沈雁冰等十人成立樸社,集資出版進步書刊。其后,他曾長期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箲鹌陂g,因雙親年邁未能隨清華大學南遷,他拒絕到偽北京大學任教,而受聘于私立中國大學。1946年,他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新中國成立后,俞平伯任北京大學教授。

      從《王伯祥日記》記載看,1952年院系調整時,俞平伯與王伯祥同時參與了由鄭振鐸主持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1952年10月29日:“接平伯電話,約下午來家晤言。十二時歸飯。下午二時平伯至。談文學研究所籌備情形,出組織草案及研究目錄相示,謂渠認《詩經》,余認《史記》,將來彼此可以合作云。”

      11月8日,兩位老人電話相約到北京大學開會,討論文學所成立之事。11月9日:“早六時起,匆匆具食。七時四十分即出,乘三輪赴西諦處,坐甫定,平伯至。八時四十分,共乘西諦汽車出西直門逕赴北京大學(燕大原址)臨湖軒開會,晤何其芳、錢默存、楊季康、孫子書、余冠英、卞之琳、羅彥生、羅大岡諸人及王積賢、楊君(二人俱為秘書工作者)。由西諦、其芳報告文學研究所籌備工作,并通讀工作計劃及組織系統研究大綱等。草案修正通過,再由積賢報告十一、十二兩月經費預算及房屋建筑預計等,初步商定十二月初正式成立。余認定參加中國古典文學組及中國文學史組,初步研究對象為《史記》云。”

      12月12日:“八時半,西諦來館,出北大校長馬寅初聘書見授,延聘余為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并約明日上午九時在團城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舉行中國文學史組及中國古典文學組小組會議,商討兩組研究計劃云。”

      1953年2月22日,正月初九,星期日:“十二時半乘三輪赴黃化門西諦家,平伯已在。蓋約同附車出城也。時西諦適出午飯,俟至一時三刻許乃返。因共載出西直門,過海甸,逕赴北大臨湖軒,已二時廿分矣。賓客同人到者六十余人。晤雁冰、周揚、湯錫予、蔣蔭恩、馮至、其芳、積賢、覺明、默存、楊絳、余冠英、曹靖華、羅大岡、曾昭掄等。二時四十分開會。西諦主席,雁冰、昭掄、周揚、錫予、覺明、平伯先后講話。六時十分始畢。即在軒中聚餐,凡五席。余與平伯、覺明、其芳、馮至、靖華、大岡及兩位未及請教之人同座。飲啗至七時半散,仍偕平伯附西諦車入城。”這是目前所見記載文學所成立最詳細的史料,我已收進《文學研究所所志》中。

      那年,王伯祥63歲,俞平伯53歲。兩人分別接受了研究任務,王伯祥作《史記選》,俞平伯作《詩經選》。伯祥先生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完成了《史記選》的注釋工作。俞平伯先生選注《詩經》工作剛剛起步,第二年就趕上了全國性的《紅樓夢》大討論,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終,《詩經選》的編選工作由余冠英先生完成。

      臨淵履薄

      《紅樓夢》的大討論,在1954年年初似已略現端倪。

      《王伯祥日記》1954年1月30日記載:“心緒欠佳,抽架上《紅樓夢》看之,盡三數回。”2月2日:“看《紅樓夢》。數十年來復看,今乃不能罷手。”至2月8日看畢《紅樓夢》八十回。2月9日:“看《紅樓夢》后四十回,細味筆墨,確有不同。”2月13日:“看畢《紅樓夢》后四十回,封建家庭之崩潰,實不可避免之歷史發展規律耳。昔人所謂繁華轉眼,今乃知理所必至也。”

      4月20日:“人民文學出版社馮雪峰書來,約參加《紅樓夢》座談會,附來王佩璋論文一篇。佩璋受平伯之教熏陶,漸成紅學專家矣,可喜也。”5月20日:“接人民文學出版社函,約廿二日下午二時赴社參加《紅樓夢》座談會。”這兩次座談會有一個背景:1953年12月,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出版了所謂以程乙本為底本的《紅樓夢》,并有標點注釋。王佩璋女士撰文批評說:“這新版本的底本恐怕是間接的程乙本——一九二七年亞東圖書館發行的‘亞東本’。”這一看法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所以王伯祥稱贊她“漸成紅學專家矣,可喜也”。

      那年10月以后,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成為眾矢之的。文學所的批判會也因此密集起來。從此,事態開始發生重大變化。

      那一年,伯祥先生因夫人重病在臥,連正常上班都不可能,常常請假。日記中多是病情的記錄,很少學術內容。家中病人叫他感到痛苦,俞平伯被批一事,也對老人產生了很大震動。

      10月26日的日記記載:“連日報章登載李希凡、藍翎、鐘洛等批評平伯《紅樓夢研究》之文字,攻擊備至,頗為難堪。牽連及于三十年之前,我真不知何以酷毒至此耳??v有其故,余終不能平懌也。”兩天以后,文學所通知開會,他知道又是反復批判俞平伯,就以生病為由請假,未曾出席。最叫他感到難堪的是,俞平伯的助手,也撰文批評自己的老師。11月3日:“平伯《紅樓夢研究》引起軒然大波,今日《人民日報》佩璋亦撰文自解,加遺一矢。余總感胸次壘然不怡久之。”此后一兩個月,兩位老人相互慰藉,留下感人一幕。

      11月5日:“九時平伯見過長談,寫示近作道情及七絕各一首。十時半始去。約下周一同訪頡剛。”下周一為8日,兩位老人同訪顧頡剛未遇,便一起游歷北海公園,吃烤肉。日記是這樣記載的:“午后二時步往老君堂發訪平伯,與之偕出,同過頡剛,適他出,未得晤,即出,過訪其東鄰汪靜之,坐有頃便出。余二人乃往北海雙虹榭賞菊花,名種不少,綠牡丹乃成尋常之品矣。復渡海子出后門,徜徉于十剎海畔,循東岸到義溜河沿,登臨河第一樓(烤肉季)吃烤肉,薄暮始散,乘三輪各歸,老子婆娑,興復不淺耳。到家正值晚飯,再進粥。七時半,其芳、冠英見過,談所里改組草案,并約后日出席會議。移時乃去,知其偕訪平伯也。”何其芳、余冠英在特殊歲月不止一次看望俞平伯先生,馬靖云老師《文人相重》中有一篇《〈紅樓夢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與俞平伯》專門談到此事,說何其芳白天在所里參加批判會,晚上親自看望自己的老師,了解俞先生當時的想法并征求意見,甚至做徹夜長談。王伯祥亦深知,此時此刻,老友俞平伯“亦大須濡沫也”,遂有北海賞花吃烤肉之舉。俞平伯先生非常感動,特作詩相贈:“交游零落似晨星,過客殘暉又鳳城。借得臨河樓小坐,悠然尊酒慰平生。”這“慰平生”三字飽含深情。有道是:“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

      但是批判仍在進行中,王伯祥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的所見所感。

      11月14日:“余展閱今日《光明日報》副刊《文學遺產》兩版所載作家協會座談批評平伯《紅樓夢研究》之辭,十時許乃臥。其中各篇,以周揚所言為最得體(何其芳說系此),冠英所言最為中肯(吳組緗說系此),余多泛逞胸臆,或竟為報怨之語耳。”

      11月25日:“七時四十分,所里車即來。草草早餐訖,即乘以行,先過老君堂七十九號接平伯,再過西城巡捕廳廿五號接健吾,出阜成門,駛往北京大學哲學樓,適八時半,逕登樓,詣文學研究所資料室出席全所會議,討論《紅樓夢》問題。當場發言者有其芳、耀民、道衡、佩璋等及北大副校長江隆基、浦江清、錢默存、卞之琳等多人,平伯亦兩次發言。至十二時半乃罷。約下星四再續開。聽到諸說,以江清、默存為最中肯有力,之琳好說話而糾結不清(多不完整之辭,大出意外)。散會下樓,仍與健吾、平伯同乘入城。”

      11月29日:“夜飯后看今日書刊揭登之關于批判《紅樓夢研究》之文字,從二十日《人民日報》所載何其芳《沒有批評就沒有前進》及《文藝學習》第八期《不能容忍資產階級思想繼續盤踞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關于〈紅樓夢〉問題的討論的綜合述評》為較有系統,閱讀亦較久云。”

      12月2日:“七時四十分所中車來接,健吾已坐上,并馳到老君堂接平伯,出城逕往北大文研所,已八時二十分。少坐,即開會,仍由其芳主持展開《紅樓夢研究》討論。前由介泉發言,后由默存、冠英、樊駿、毛星、積賢等發言。余人未及,已下午一時廿分,乃散會,約下星四再開會。會上之言,以介泉為松快而多證,毛星為較全面而通暢。”

      12月9日:“八時半出席第三場《紅樓夢》問題討論會,力揚、卞之琳、浦江清、蔡儀、閻簡弼、周妙中先后發言。十二時十分散。”這天下午,“看報載周總理《關于〈美蔣共同防務條約〉(本月二日蔣賊甘心賣國所訂)的聲明》、郭沫若《三點建議》、茅盾《良好的開端》”[5]。

      12月14日:“八時半趕到哲學樓文研所開會,時力揚、佩璋批評平伯甚烈。毛星說詞中對浦江清、林庚亦有波及。健吾、季康、道衡都發言。其芳作總結。一時始散。”毛星的意見,前引《〈紅樓夢研究〉批判中的何其芳與俞平伯》載,毛星對浦江清關于“色空”的發言提出異議,認為浦先生對“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字的解釋不正確,甚至還不如俞先生。力揚則不同意毛星的看法,認為曹雪芹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三種積極的思想,即人們要求自由解放的思想、民主主義精神及人道主義精神。

      12月16日:“八時二十分即到所,八時三刻開會,發言者相當多,余未及言。十二時半散。約明日八時半再繼續開會。”“北大轉來中國作家協會邀請參加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余復函愿列席‘考據在歷史學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小組,是組召集人為尹達,主要研究者為游國恩、余冠英、尚鉞、顧頡剛、向達、周一良、白壽彝、鄧廣銘。尹達屆開會時宜有一番精論飽我兩耳也。”

      12月17日:“八時四十分開會,發言者仍踴躍,至下午一刻始告散。余竟未及言。”

      他在會上沒有發言,日記卻記錄了他的心聲……

      攜手河梁

      1955年6月9日,王伯祥夫人去世。10日,伯祥撰挽聯:“疾疴交纏廿一月,百藥竟無靈,此日此時何能忘劇痛?形影相隨卌五年一朝成永訣,而今而后誰與共凄涼?”那年,王伯祥先生65歲。從7月1日起,日記題署《念逝日記》,題曰:“自先室玨人之亡,悼念不置,所謂一日思君十二時,非過論也。伊郁寡歡,飲淚強笑而已。人皆言余精神如昔,詎知我內心之痛乎?嗚呼!酷矣!乙未中冬容翁志。”此后的日記,除日常起居,均是為《史記》作注、編選李白詩、看戲等娛樂活動。后來,運動一個接著一個,伯祥先生常以不任久坐,不熟悉所里情況為由請假。日記中更多記錄與老友往來的瑣事。

      此間亦有一事值得提及:1956年年底研究員分級,11月6日的日記記載:“文研所勤務員來,將到密件立待回覆。啟視乃最近評級名單,詢有無意見。余列二級,似已忝占,當然無意可申,即于原件注:‘無他意見,惟余冠英同志負責一組,似應有異’云,固封,仍交原手帶回葛濤。”王平凡《憶何其芳同志如何領導科研工作》[6]、馬靖云老師《俞平伯評職稱》等文都有記載。1956年年底,文學研究所為貫徹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精神,啟動研究員分級事宜。俞平伯因為《紅樓夢研究》受到全國批判,一些人認為應該評為二級。何其芳認為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實學的專家,不能因為受到批判就影響到評級,堅持將俞平伯先生評為一級。馬靖云老師還提供了當時擬定的一份名單:一級研究員3名:錢鍾書、俞平伯、何其芳(何將自己改為二級);二級研究員9名:孫楷第、余冠英、王伯祥、卞之琳、羅大岡、李健吾、潘家洵、繆朗山、陳涌;三級研究員5名:力揚、楊季康、羅念生、毛星(原定為二級,毛星堅持改為三級)、賈芝。王伯祥被評為二級,“似已忝占,當然無意可申”。叫他高興的是,俞平伯被評為一級。我相信,這個結果對平伯先生而言,也是一種慰藉。據說,何其芳把這個結果告訴俞平伯本人,他回答:“差不多,差不多。”俞平伯先生《紅樓夢八十回本》出版時,何其芳還親自撰寫前言給予高度評價。俞平伯先生在《紀念何其芳先生》[7]一文中說:“與其芳幾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領導,又是我從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給我的幫助很多,是我非常感謝的。”

      此后,俞平伯先生很少在公開場合談論《紅樓夢》,但在私下里仍不忘紅樓。1962年壬寅,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特作詩吊之。1973年癸丑春,又錄傳聞中的曹雪芹詩。這些珍跡,都為伯祥先生所收藏,得以流傳至今。

      《王伯祥日記》《暮年上娛:葉圣陶、俞平伯通信集》[8] 等私人文字,記錄了蘇州五老(王伯祥、俞平伯、章元善、葉圣陶、顧頡剛)等人的暮年往來,因緣遇合,有若前定。這種情感,恰如伯祥先生所說:“林茂鳥自歸,水深魚知聚。”[9]

      1965年乙巳元宵后二日作詩,觸目成誦,詠嘆時事,說明他仍然關注社會的變化。12月22日冬至日,俞平伯戲作打油詩曰:“何用卑詞乞稻粱,天然清水好陽光。倘教再把真經取,請換西天辟榖方。”閱讀這些書信題跋,讀者自會有一種“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的悵結情懷。

      1975年9月,王伯祥臨終前3個月,他口述《舊學辨》,由王湜華記錄,并轉抄多份,送給親朋好友。俞平伯9月30日致葉圣陶信問及《舊學辨》是否讀到,葉10月3日回信說:“伯翁之《舊學辨》已獲讀,列舉舊學所包之廣,恐將令問津者卻步。”10月18日葉圣陶信:“前日湜華來,言兄已能起床就書桌坐,可證尊體恢復能力之強,所服藥與扎針治療之有效,深為欣喜。老年友朋此類欣喜,或非青壯年所可體會。”湜華,王伯祥公子,經常在諸老間走訪。10月19日俞平伯信:“日前曾以歪斜大字寫信給伯翁,翁竟能自讀,雖小事亦可喜,當為兄所樂聞。”葉回信:“伯翁能自讀尊札,實為佳訊。”12月30日伯祥先生去世,聽到消息,俞平伯悲痛萬分,連夜擬成挽聯:“記當年滬瀆初逢,久荷深衷憐弱棣;喜晚節京華再敘,忍教殘歲失耆英。”[10]

      張中行先生在《俞平伯先生》一文中把俞平伯的治學分為三層:上是治經兼考證,中是闡釋詩詞,下是寫抒情小文兼談寶黛。確是雜,或說博;可是都深入,說得上能成一家之言。[11] 廣博深入,這種評價很高。俞平伯先生向以治小說、詩詞著名,其經史之學,著述不多。王伯祥的收藏中有一則札記,是俞平伯先生針對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中的《讀左傳》而發,涉及史事的解讀與文字的訓釋,其小學功夫可見一斑。

      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詞選釋》前言中指出:“從來論詩,有大家名家之別。所謂‘大家’者,廣而且深;所謂‘名家’者,深而欠廣。”引申到學問領域,博大而精深是大師的境界,而杰出的學者則側重于精深一面。事實上,不論大家也好,名家也罷,也不論他們采用什么樣的方法從事研究工作,凡是能夠在各自不同的學術領域取得令世人矚目成就的,又總有一些相同或者相近的特點。顯而易見的是,他們對于自己關注的對象,充滿探索的興趣;他們對人生社會,充滿溫暖的關愛。俞平伯先生是大家還是名家,今天再來討論這些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一代學者留給后人的穆如清風的處世態度,修辭立誠的為人風范,嚴謹求實的學術精神,都值得我們感念不忘,更需要我們發揚光大。

      注釋:

      [1] 孫玉明:《紅學:1954》,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2] 張勝利:《魂系紅樓:女性研紅的先行者王佩璋》,萬卷出版公司2017年版。

      [3] 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2014年,《文學遺產》創刊六十周年;2017年,《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周年。三個“六十年”紀念系列叢書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4]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編:《俞平伯先生從事文學活動六十五周年紀念文集》,巴蜀書社1992年版。

      [5] 郭沫若《三點建議》、茅盾《良好的開端》俱為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會議上發言,主旨為《紅樓夢研究》而發。

      [6] 王平凡:《憶何其芳同志如何領導科研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衷心感謝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7] 俞平伯:《紀念何其芳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衷心感謝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8] 葉至善等編:《暮年上娛:葉圣陶、俞平伯通信集》,花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9] 張廷銀、劉應梅整理:《王伯祥日記》,中華書局2020年版。

      [10] 見王湜華:《王伯祥傳》,中華書局2008年版。

      [11] 孫玉蓉編:《古槐樹下的俞平伯》,四川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簡介:劉躍進(緩之),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文學評論》雜志主編、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會長等。主要研究領域為漢魏六朝文學和秦漢文學等,出版學術著作有《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秦漢文學論叢》《秦漢文學編年史》《門閥士族與文學總集》《中古文學文獻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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