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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亞蓉:家族、原鄉與個體經驗——論胡學文《有生》的三重敘事進程

    來源:《小說評論》 (2022-02-08 16:09) 5966067

      “敘事進程”理論是詹姆斯·費倫在經典敘事學和經典修辭學的基礎上提出的,旨在凸顯敘事過程的動態特征和敘事行為的交流性質。費倫認為,“進程指的是一個敘事建立其自身前進運動邏輯的方式,進程可以通過故事中發生的事情產生,即通過引入不穩定因素(instabilities)。進程也可以由話語中的因素產生,即通過緊張因素(tensions)或者作者與讀者、敘述者與讀者之間的沖突關系”[1]。因此,對文本敘事進程的討論能夠有效突破傳統批評中存在的作者定見的束縛,以文本自身的敘事運動為依憑,通過引入文本動力和讀者動力來解讀作品敘事的多層次性,為作品拓展出更加廣闊的意義闡釋空間。

      

      家族敘事進程:超越家族的生命敘事

      按照胡學文寫在小說后記中的話來看,《有生》敘寫喬氏家族百年歷史命運變遷的過程,首當其沖成為小說敘事的主要進程。“祖奶”喬大梅作為家族歷史變遷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其一生先后有過三段婚姻,生育了九個子女,作為接生婆共接生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余人。小說名為“有生”一方面恰切地呼應了祖奶的“接生婆”身份,喬大梅正是通過“接生”這一行當與宋莊及其周邊地區的人物建立了廣泛而深刻的聯系;另一方面,生命的賡續是小說情節發展得以有效進行的連接器之一。因而,生命的往復循環以及生命的消弭或擴散都是作家重點描寫的對象,而以家庭作為生命孕育的基本社會單位,以家族變遷尤其是以“接生婆”喬氏的家族變遷作為小說敘述的主線,更加具有強烈的典型性和象征意味。

      社會學視域中,“家是以特定的婚姻關系為基礎,并以一定的血緣關系為紐帶相維系的社會組織或社會群體”[2]。家族,則是由一個家庭中的成員分化、擴大與另外組成的其他多個家庭所構成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態。家族成員間本身所具有的親緣關系、彼此居住點相鄰的地緣關系以及相互間經常來往走動的人情關系,都促使“家族”這一關系復合體不同程度地承擔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一些職能。在有著宗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傳統的中國社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本身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厚的文化意蘊,經常成為小說摹寫的重要對象之一。

      《有生》中家族敘事進程的建構,首先表現在小說的文本動力層。按照費倫的觀點,文本動力來源于故事中的不穩定因素,即“人物之間或內部的沖突關系,它們導致行動的糾葛,但有時沖突最終能得以解決”[3]。胡學文對喬氏家族內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間矛盾沖突的描寫,推動著小說情節的進一步發展,構成了家族敘事的動態過程。小說中,喬大梅出生于世道初有變象的1900年;滿十歲時,她隨父母北上逃荒,途中母親難產而亡,那年年僅三歲的溥儀成為了清朝的宣統皇帝;十三歲時,父親想送她去宮廷當鋦匠,但他們還未進京“皇帝沒了”。繼續北上的途中,喬大梅成為父親的主心骨后,二人在放羊人李貴的影響下最終選擇定居宋莊,而宋莊也因此成為了喬氏家族的誕生地。喬大梅先后嫁給了李大旺、白禮成、于寶山,并分別生育了李春、李桃、李夏、白杏、白果、白花、于秋、于冬、于枝(于姓子女后改姓喬)。李春出生后喬大梅成為了接生婆,開始在塞外各地奔走接生。此后,喬氏家族經歷了日軍攻打沽源、張北城被日軍占領、偽蒙疆政府成立、1949年金圓券作廢、公社運動、粉碎“四人幫”等多個歷史重大事件。期間,李夏被高粱軍所殺、李春在陪同偽蒙疆政府主席逃亡的路上中彈身亡、喬冬參加公社勞動時被炸死、喬秋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偷食土豆而死、喬枝被下鄉青年鐘青拋棄后選擇自殺,喬冬之子喬石頭則成為了宋莊的頭號傳奇。事實上,普通人的生平境遇和家族歷史同樣是“巨型歷史景觀中的微型歷史,因而具有歷史闡釋的小歷史性質”[4]。喬氏家族百年間所經歷的一切興衰浮沉、生死變遷都與20世紀的中國歷史息息相關。

      《有生》在敘事上存在兩條明顯的時間線索,一是前文提及的圍繞宋莊接生婆喬大梅展開的對其家族百年歷史的講述,另一則是對喬大梅癱瘓在床后的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中發生的事件的講述。由前者結撰而成的故事占據了《有生》絕大部分的篇幅,而后者無論是從敘事的容量、情節的復雜程度、涉及時間的長短以及人物的數量來說,都居于劣勢。但正如作者本人所言,《有生》在敘事進程中采取的兩條時間線索相互交叉的方式,正是為了使《有生》能在敘事的容量上達到“既有歷史敘述,又有當下呈現,互為映照”[5]的效果。因此,盡管兩條時間線中的內容所占篇幅大小懸殊,但在文本的敘事結構層面二者卻并無高低之分。某種程度上,敘事容量的倍增還為小說多重敘事進程的建構提供了便利。

      如果將小說家族敘事進程中的時間維度與人物形象塑造的過程結合起來看,我們就會發現隨著時間的推進,介于作者、文本、讀者之間的敘事交流行為將會同步展開,從而形成敘事的多層次互動的良性局面。由于這部分的敘事交流行為是以讀者為主導進行的,因而費倫將其稱為讀者動力,他認為這種話語交流過程中出現的緊張因素“涉及價值、信仰或知識等方面的重要分歧”[6],傳達出的是文本的修辭意義或者說是文本的倫理意涵。換言之,與以作者敘事為主要推動力的文本動力不同,讀者動力更加注重讀者對文本傳遞的價值觀、信念、情感等因素的判斷與討論。這就意味著,文本所傳達的修辭意義并非是既定不變的,而是經由讀者的判斷處在一種動態生成的過程中。

      事實上,隨著敘事進程的不斷推進,讀者會發現胡學文對喬氏家族歷史的描寫呈現出一種擴散化的效果。從文本的最終呈現來看,胡學文對喬氏家族百年歷史的描寫既不完整也不充分,他所述的“家族”已經超出了喬氏一族的范圍,延伸至廣義的“生命”范疇。通常來說,有關某一家族的敘事應當包含其家族歷史脈絡的連貫性,對該族群后代子孫的生存軌跡進行連續而完整的記錄,并進一步對家族存在的文化意義和身份認同做出說明。但小說中的喬氏家族卻呈現出一種零碎的、散落的,甚至是部分人物無跡可尋的狀態。1976年,喬大梅的最后一個孩子去世后,喬氏一族僅剩她與喬石頭兩人。從喬大梅扎根宋莊到育有九子,再到子女走上各自的人生道路,直至孫輩喬石頭返回宋莊試圖為其建造祖奶宮、立起功德碑,喬氏家族自始至終都沒有呈現出它的完整面貌,也沒有形成自己家族譜系。相比起自己家族的命運,喬大梅更在意經由她引領來到世上的所有生命。她為地主接生、為乞丐接生、為土匪接生、為日本人接生,她跟于寶山結婚僅僅是為了生育子女,她被宋莊人神化為“祖奶”也是因為她能夠平和這些生命的躁動與不安?!队猩分?,有關喬氏家族百年歷史的敘事進程中,“生命”作為胡學文寫作中群體性意識的象征始終在場。胡學文有關喬氏家族的敘事,或許可以稱之為是一種建立在普遍“生命”意義上的超越家族的群體敘事。

      二

      原鄉敘事進程:現實主義的兩難困境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起,以“尋根文學”中對精神“原鄉”的想象為代表,作家們將自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鄉土文明所抱有的各種復雜情緒都寄予在對“原鄉”的創作之中。面對傳統文化的斷裂和價值感的失落,作家試圖從歷史過往中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建立一個“原鄉”以供現代人參照,莫言的“山東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以及劉紹棠的“運河”等都屬此類。但誠如吳俊所言,求助于傳統“表面上是一種歷史思維的方式,而實質上卻是靜態、靜止的思維方式。它把一種可能性當成了絕對性,并且無限地提升了‘失落的文化’的價值高度”[7]。除此之外,大多數作品中有關“原鄉”敘事的困境更多地表現在作家對空間與時間、寫實與想象之間的悖論如何處理上,其中隱含著作家創作的修辭意圖與信念。

      《有生》中,胡學文以“宋莊”為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展開對相關人事物象的描摹,其目的并非是向讀者提供一個解決現代性進程中一系列矛盾、沖突和文化斷裂的“烏托邦”形象。而是將“宋莊”作為寓言化的“原鄉”而存在,作為一個承載有關回憶、欲望和人間種種悲喜劇的容器。它向讀者提供的是一種和解的力量,提醒讀者不論是任何時刻存在的本質從來都是曖昧的、混沌的,唯有生命賡續的力量清晰而茁壯。然而,作品的原鄉敘事進程同樣遭遇了現實主義敘事的兩難困境。

      《有生》的創作基本沿襲了胡學文以往慣用的現實主義手法,但由于小說敘事既涉及對具有神秘氣息的人物及事件的描寫,又包含對百年歷史和當下現實的雙重言說,因而傳統的現實主義已經無法滿足文本敘事的要求。換言之,小說原鄉敘事進程中現實主義遭遇的兩難困境在于,它無法處理寫實與想象之間的矛盾關系,同時也難以解釋流動的時間與固定的空間造成的悖論。有鑒于此,在部分具體描寫中胡學文有意采用現代主義手法對文本敘事的罅隙進行了填補?,F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創作手法的兩相結合表現在文本的原鄉敘事進程中,一方面加劇了小說故事層面的戲劇化沖突,從而形成了文本敘事的巨大張力;另一方面則為讀者閱讀文本留下了充分的闡釋空間,促成了作家、文本、讀者間對話關系的形成。

      在涉及小說中的地理環境、人情風物和人物生活場景的刻畫時,胡學文遵循了現實主義的寫實筆法。“淖兒水呈兩個半圓,狀如蝴蝶,溪流則像蝴蝶的觸角,彎彎曲曲,在幾公里外匯成一處,向北,再向北,然后南下”[8]“來人立在當院,個不高,圓頭,扁臉,臉色略灰”[9]“三下魚的做法頗為復雜,活好莜面,搓成魚狀……”[10]小說中類似的客觀細膩的寫實隨處可見,為文本敘事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依據。但在部分敘事中,過度寫實引起的失真同樣造成了敘事的不可靠,一些本該由他人講述的情節卻經由人物自己講述了出來,引發了敘事的漏洞。

      寫實與想象之間的矛盾關系,突出地表現在“祖奶”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過程中。費倫認為,處在不同閱讀位置的讀者在面對敘事漏洞時產生的反應是不同的,此外部分讀者還能夠對作者敘事的可靠與否做出判斷[11]。小說中,喬大梅對自己出生前、年幼時以及癱瘓后發生的事件的描述,是通過上帝視角得以完成的。在此情況下,如果讀者將自己視為文本敘述者的讀者,他就會認為喬大梅講述的一切是真實的,而這份真實則來源于他對“祖奶”這一具有神性的人物設定的認同。但是作者的讀者,即理想讀者則能夠清晰地知曉胡學文在這段敘述中采用了虛構的手法,以想象的方式代替喬大梅做出了敘述,從而判斷出這部分敘事是不可靠的。而當讀者發現“祖奶”這一人物充斥著作家本人的修辭意圖,是在刻意引領讀者將接生這一職業化的行為等同于行善積德,那么“祖奶”在小說敘事中的權威地位將會受到威脅。更進一步地,當讀者重新回到故事時就會發現,喬大梅這一人物的日常話語具有濃厚的形而上色彩,在面對政權變更、民族戰爭和子女離世的場景時都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冷靜與理智,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扁平化的傾向。但胡學文又在小說結尾處,引入了祖奶與死神之間的對話,通過神秘力量的介入淡化了人物的缺陷。因而不同的讀者對文本闡釋不同,會影響文本敘事的最終走向,從而在作者、文本、讀者之間形成循環往復的交流與對話。

      空間的停滯與時間的流變造成的悖論,同樣是小說原鄉敘事進程中現實主義書寫遭遇的困境之一。小說中,宋莊作為敘事展開的核心地理空間在百年歷史變遷的過程中卻沒有發生任何本質上的變化,它作為宋莊人的原鄉依舊停滯凝固在20世紀的鄉土文明畫卷之中。然而,作者對停滯的宋莊始終持有一種曖昧不清的態度。鎮長楊一凡為宋莊感到自豪,原因在于“作為塞外第一大村,宋莊沒什么古跡,唯有大自然的禮物”[12]。而保持宋莊良好生態環境的代價則是它發展的落后狀態。喬枝模仿鐘玉蘭將自己打造成宋莊版的“上海人”,卻依舊被鐘青拋棄。她既無法成為真正的城里人又無法重新融入宋莊,最終難以擺脫心靈的圍困選擇了自殺。喬石頭以一種“去鄉村化”的姿態出現在宋莊,他投資修路、開發垴包山。然而其最終的意圖是修建祖奶廟、立功德碑,他對宋莊的改變還是難以脫離落后的封建思維。當下,喬大梅曾從事數十年的接生事業早已被現代醫學手段代替,她卻仍被宋莊人奉為“祖奶”當做神一般供奉。如果說“祖奶”是宋莊人信奉的眾多神中的一個,那么喬石頭建造祖奶廟的計劃就是要將宋莊人的“造神”行為落到實處。“祖奶”的存在與宋莊人對她的信仰,本身就是宋莊作為“原鄉”神話存在的例證之一。

      胡學文在小說故事層面對宋莊和宋莊人的落后都未加指責,而是選擇在原鄉敘事進程中“建立多種交流渠道,并在渠道之間構建協同作用”[13]。作者借助小說中不同人物在不同事件中形成的關聯產生對話,讓他們成為代理敘述者講述那些“故事中的故事”。不同人物講述關于宋莊的故事時產生的價值判斷不同,審美判斷也不盡相似。楊一凡為之自豪的宋莊,帶給喬枝的卻是令她感到自卑的農村人身份。因而,宋莊作為小說的“原鄉”在作者構建的多種交流渠道中,其意義處在不斷生成的動態過程之中,需要讀者借助自身的闡釋框架做出解讀與判斷。

      

      個體經驗敘事進程:困苦交織的生存境遇

      在家族敘事進程和原鄉敘事進程以外,《有生》以小說內部眾多普通人物的個體經驗為敘事依托,將他們如何以個性化的方式排遣內心的激憤、陰郁、痛苦、難堪、掙扎的場景盡數展現,撰寫出一部塞外底層群眾百年間對抗苦難生存境遇的心靈圖景。有學者指出,胡學文筆下“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有個性的、有血性的,沒有被世俗裹挾、消解得成為行尸走肉”[14]。而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創作對個體經驗的生動書寫。誠如謝有順所言,“經驗在文學寫作中的全面崛起,強化了寫作的真實感,并為文學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資源”[15]。而在作家創作中,個體經驗也經常被視為理解現實社會多樣性和思考現實社會存在的重要途徑之一。

      但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說的個體經驗是建立在與個體極端私有化經驗相分離的基礎上,脫離日常生活經驗的平庸與乏味,擺脫地域限制的個體經驗。而那些單純講述自身的生活體驗,喪失了對生活的深度體認與思考的個體經驗,只能是對現實的粗鄙復制,在文學言說現實方面是失效的。經驗敘事是否有效的關鍵在于,如果經驗敘事僅僅是個人經歷的現實主義式再現的話,那么它就無法獲得公共性和普遍性,也就無法通過文學書寫進入社會公共領域、集體話語和個體身份認同等范疇之中。這就要求在文本的敘事過程中明確以下問題:誰有權力成為經驗敘事中的講述者、被講述的經驗是否值得講述、個體經驗如何在最大程度上轉化為集體公共經驗等。

      胡學文曾在論及鄉村底層群眾的生存境遇時講到,“貧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則顯得尤為突出。盡你的想象,不管窮到什么程度,總能適應,這種適應能力似乎與生俱來。面對困則沒有抵御與適應能力,所以困是可怕的,在困面前,鄉村茫然而無序”[16]。而《有生》中的塞外底層群眾面臨的或許是更為深刻的困境。從小說中故事發生的時間背景來講,百年間中華民族經歷了各種天災人禍,但真正承擔崩潰與痛苦的卻是隱匿在重大歷史事件背后的普通人。面對充滿偶然性的命運捉弄的無可奈何,困苦的心靈感受始終縈繞在個體日常生活周圍,奠定了《有生》中個體經驗敘事的情感基調。

      小說中,政權的更迭對個人生存境遇的影響是最為廣泛而深刻的。喬大梅的父親喬全喜,一個始終秉持著“出門三分敬”的錮爐匠,在時局動蕩的清朝末年接連遭遇家產被騙、妻子逃荒途中難產喪命、謀生無望的困局。在張家口當兵的季老三兵變后就失去了消息,而那些年離開宋莊后杳無音訊的人并不少見。錢家作為宋莊首屈一指的富戶隔三差五被掠搶,人丁零落的錢家最終走向衰敗。偽蒙疆政府時期,張北城里大煙館遍地開花,一群人為了不用交死后的占地稅在西門外躺著等死。淪陷時期,喬大梅因為給日本人接生,時隔二十年后被同村人踢斷一根肋骨。李春為偽蒙疆政府做事,在宋莊為之受過的則是母親喬大梅。宋莊人在此期間遭遇的一切艱難困苦和生離死別,不過是當時中國社會底層群眾經歷的一個縮影。

      歷史洪流以外,底層群眾的個體經驗更多來自于瑣碎的日常生活。沒有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也沒有波詭云譎的復雜局勢為背景,只有庸常且貧乏的生活日復一日。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生活沒有資格進入文學書寫的范圍,那些發生在平凡生活中的“有意味的細節”,彌補了文本故事性被削弱造成的敘事的平淡感,同樣是《有生》中個體經驗敘事進程所關注的對象。實際上,能夠通過話語講述出來的故事,經常會不同程度地陷入“重復”講述現實的窠臼之中。但是人作為依賴感知覺存在的動物,不同主體面對相似的事件時,其身體感受和內心經驗卻不盡相同,具有極大的差異性。

      胡學文在《有生》中,對底層群眾日常生活中個人經驗的書寫主要聚焦于人物的感官感受和內心活動。小說中,祖奶是一個癱瘓多年的百歲老人,她不能說、不能動、不能看,卻能憑借鼻子嗅出周圍事物的氣息,那些傾訴者的話語所具有的不同的重量反饋出她聽話時不同的情緒。一只時不時在身上流竄的螞蟻成為她與現實溝通的媒介,當她回憶中出現有關死亡和災禍的事件時,“螞蟻在竄”;當傾訴者向祖奶尋求支持妄圖傷害他人時,“螞蟻在竄”;當孫子喬石頭想為她建廟立碑、清算他人過錯時,“螞蟻在竄”“螞蟻在咬”。嗅覺、聽覺和觸覺方面的細微活動,成為祖奶講述個體經驗的特殊通道。

      然而,作者并沒有交代圍繞著失眠癥展開的楊一凡和養蜂女之間故事的結局,敘事的戛然而止似乎成為了《有生》文本的一個缺陷。但又或者,北風這樣一個人物的存在本身是對“祖奶”的反抗,也就是說世界上還存在那些“祖奶”所不能理解和化解的痛苦,就如同“祖奶”不能解決竄行在自己身上的“螞蟻”一樣。

      《有生》的個體經驗敘事進程中,底層群眾始終面臨著困苦交織的生存境遇,人物的個體經驗總是圍繞著如何對抗苦難而展開,他們不得不用盡渾身解數來消化各種苦難。胡學文在創作上顯露出的對于苦難敘事的偏執,一定程度上使得文本中彌漫著悲劇意味。但誠如金赫楠所言,胡學文同樣擅長“在灰色中提取出底層民眾生活中的光亮和色彩:身處卑微和庸常之中對理想的執著追求以及凡俗人生中沉淀在心底的善良”[17]。長篇小說《有生》的三重敘事進程最終試圖表達的主題,或許就寄予在方孝孺的一席話中,即永遠保持生命的生長屬性,永遠敬畏生命。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

      注釋

      [1][3][6] [美]詹姆斯·費倫:《作為修辭的敘事——技巧、讀者、倫理、意識形態》,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頁。

      [2]陳宗瑜:《婚姻家庭制度論》,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

      [4]丁帆、李興陽:《中國鄉土小說:世紀之交的轉型》,《學術月刊》2010年第1期。

      [5]胡學文:《有生》(后記),《鐘山(長篇小說)》2020年A卷。

      [7]吳?。骸蛾P于“尋根文學”的再思考》,《文藝研究》2005年第6期。

      [8][9][10][12]胡學文:《有生》,《鐘山(長篇小說)》2020年A卷,第33頁、119頁、146頁、251頁。

      [11]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13][美]詹姆斯·費倫:《作者、資源、讀者:敘事的修辭詩學》,《外語研究》2020年第4期。

      [14]楊立元、楊揚:《草原的守望者——胡學文小說論》,《小說評論》2019年第2期。

      [15]謝有順:《經驗必須被存在所照亮》,《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5期。

      [16]胡學文:《〈命案高懸〉創作談:高懸的鏡子》,《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2006年第8期。

      [17]金赫楠:《獨特的底層敘事——胡學文小說論》,《文藝理論與批評》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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