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ck id="mm1g5"><ins id="mm1g5"></ins></track>

    <mark id="mm1g5"><big id="mm1g5"></big></mark><track id="mm1g5"></track>
    <b id="mm1g5"></b>
  • 王堯:“文學蘇軍”雜談

    來源:《文藝報》2021年10月13日3版 (2021-10-13 14:47) 5960961

      這樣命名時,我們在大的方面要討論:一、“江蘇”(不僅是文化江蘇)如何影響了“蘇軍”,“蘇軍”如何超越了“江蘇”(如果“蘇軍”的意義只在江蘇,那么區域文學史的意義并不重要)。二、“蘇軍”中的“我們”(江蘇籍的“蘇軍”)和“他們”(非江蘇籍但長期在江蘇或主要成就在江蘇取得的作家)各自的文化背景及相互影響,“我們”如何接納“他們”,“他們”又如何成為“我們”,或者說“文學蘇軍”既有“我們”也有“他們”。如克利福德•格爾茲所言,我們其實都是持不同文化的土著,每一個不與我們直接一樣的人都是異己的、外來的。在江蘇以長江為界,南北中的文化和心性也有很大差異。這種差異是否從根本上影響了作家的創作?這是需要追問的。我們是著眼于這種細部的差異,還是在整體上研究“文化江蘇”與“文學蘇軍”?文化差異固然會影響作家,但作家文化選擇的多樣性也許產生的影響更為深刻和關鍵。特別是在文化碰撞、交流、融合越來越顯著的今天,更多的作家雖然帶有文化的“胎記”,但通常都沒有局限于此。在全球化過程中,雖然區域文化仍以各種方式保護和傳承,但已經受了異質文化的沖擊,地方性知識也隨之被壓縮?;蛟S有一天區域文學研究中的地域特點需要我們去盡可能發現。

      “文學蘇軍”或許不是一個文學史概念,而是研究作家創作的一個視角一種框架。盡管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有總結區域文學的文章(差不多是年鑒式的概述),但區域文學的研究,特別是在文化框架中研究區域文學,則興起于80年代以后。因此,我們關于“文學蘇軍”的討論可以向前追溯,但主要的時間段是“新時期”以來的江蘇文學。如何在“文學蘇軍”的視角中,將“散裝”的“蘇軍”聚攏在一起,形成“蘇軍”論述的歷史與邏輯脈絡,其實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學術工作,我們現在所做的只是分而論之。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文學蘇軍”才有可能成為文學史表述??疾旖K當代文學的歷史會發現,江蘇當代作家開始成為“蘇軍”,并不是因為他們從開始就具有“江蘇意識”,而是他們在更廣泛的范圍內思考文學問題,50年代中期的“探求者”事件是“文學蘇軍”成型的標志。從“探求者”這一代作家開始,“文學蘇軍”才獲得了自己的身份。他們當中的高曉聲、陸文夫、方之、艾煊、葉至誠等在“歸來”之后,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期刊編輯等方面,都讓江蘇當代文學成為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曉聲和陸文夫往生多年,但他們都留下了載入當代文學史冊的作品。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陸文夫的“小巷文學”,在時間過濾后仍然可圈可點。在某種意義上說,“文學蘇軍”因他們而得以命名?;蛟S因為高曉聲、陸文夫兩位聲名顯赫,與他們差不多同輩的胡石言、張弦、憶明珠等則很少有提及。

      高曉聲和陸文夫的80年代,成了后面幾代作家出場的氛圍,這一“氛圍”中包括了傳統、尺度和生態等。在高曉聲、陸文夫風生水起時,趙本夫、范小青、葉兆言、周梅森、儲福金、黃蓓佳等也陸續成為“文學蘇軍”的主角,這一輩蘇軍的創造力一直持續到現在。和許多區域的文學秩序不同,改革開放40余年江蘇文學從來沒有產生過斷層或危機,也無“新老交替”問題,“文學蘇軍”更多地體現了自然生長的規律。在江蘇,作家的地位不是以代劃分并加以突出的,簡而言之,作家的作品決定了他的地位。我們在討論當代江蘇文學時,越來越以作家作品論長短,這非常符合文學史發展和文學史研究的規律。在區域文學研究中,我們通常會放寬研究對象的范圍,但在“文學蘇軍”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框架里,“文學蘇軍”的選擇范圍無疑會縮小許多。在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文學蘇軍”中,蘇童、畢飛宇和韓東具有重要意義。蘇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寫出了代表作,盡管他已經北上,但迄今為止的重要作品基本都是在江蘇完成的。畢飛宇作為新一代“文學蘇軍”的領軍人物,其中短篇和長篇小說均有建樹,他對經典作品的解讀也打開了文學批評的新空間。韓東在某種意義上是“文學蘇軍”的“異數”,他的創作和存在方式都值得我們注意。就小說而言,“文學蘇軍”中的魯敏、葉彌、朱輝、荊歌、丁捷、朱文穎、戴來以及更為年輕的孫頻、房偉等,都在發展和成長中。

      顯然,只以小說來論江蘇文學是局限的,“文學蘇軍”的一大特點便是文學門類齊全。在小說之外,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和兒童文學等創作亦成就斐然。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胡弦、小海的詩歌,丁帆、夏堅勇、黑陶、賈夢瑋的散文,楊守松的報告文學,徐風的非虛構寫作,都值得我們關注。我沒有研究兒童文學創作,雖然熟悉一些兒童文學作家。江蘇也是兒童文學的大省,重視研究江蘇兒童文學應該成為“文學蘇軍”研究的重要內容。我說的這些當然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單,有許多年輕作家包括網絡作家我都沒有提及,也許再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淀后有很多人會脫穎而出。文學不會有固定的排行榜,沉與浮是規律。

      我們通常不會對區域文學做“制度”考察,但我覺得研究“文學蘇軍”并不能撇開江蘇的“文學制度”。在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的整體考察中,政治和文化是重要因素。在這些方面,江蘇的“文學制度”當然受制于整體。改革開放以來,江蘇社會經濟的發展一直處于國內前列,“文學蘇軍”在各方面都得益于這樣的發展。在制定鼓勵文學發展繁榮的政策之外,江蘇對文學創作經費的投入可能也處于全國前列。紫金山文學獎、江蘇文學評論獎等獎項,“揚子江”系列文學品牌等活動,《鐘山》《雨花》《揚子江詩刊》《揚子江文學評論》等期刊,江蘇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江蘇文學評論家自選集、江蘇文學藍皮書的出版和編撰中的《江蘇新文學史》等,以及各種扶持青年作家及網絡文學的計劃等等,江蘇形成了一個具有良好文化生態的文學制度,并且持續數十年有效運轉。

      在談及這方面時,我還要特別提到江蘇的文學出版。江蘇文藝出版社一直是國內當代文學出版的重鎮之一,近幾年又有復興之勢;譯林出版社后來居上,在外國文學名著的譯介和中國文學原創作品的出版等方面異軍突起;江蘇教育出版社重視出版文學研究著作,80年代以來也是領風氣之先。我一直認為,沒有現代出版就沒有新文學。在文學制度層面上研究“文學蘇軍”其意義不言自明。

      考察江蘇當代文學制度,我們會發現大學文學教育與文學創作的積極互動,形成了批評與創作比翼齊飛的秩序,這是“文學蘇軍”的重要特征之一。從陳瘦竹、陳白塵,到葉子銘、董健、范伯群、曾華鵬、葉櫓、范培松、吳周文,再到丁帆、朱曉進、吳俊、王彬彬以及丁曉原、張光芒、季進、方忠、何平、傅元峰等,幾代學者同時以批評家的身份介入文學生產。我在讀大學時便切身感受到了江蘇創作與批評的互動。大學之外,江蘇社科院和江蘇省作協,也有一批活躍的批評家,如陳遼、徐采石、金燕玉、姜建、黃毓璜、王干、費振鐘、汪政、曉華等。年輕一代的批評家如何同彬、韓松剛、李章斌、沈杏培、趙普光、劉陽揚等也逐漸脫穎而出。正是文學批評的強勁,“文學蘇軍”才因此豐富。

      在實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后,江蘇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在融合中將出現新的變化。盡管文學創作不需要一一回應這種變化,但如何處理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創造出經得起歷史推敲的作品,是“文學蘇軍”面臨的重大課題。

    欧美日韩在线精品视频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