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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張昌華:我和周海嬰先生的私信來往

    《世紀》 (2021-03-12 10:04) 5950926

       我與海嬰先生因書相交,前后過從十五年,音問未斷。蓋我為其父母編選過《愛的吶喊》《許廣平文集》(三卷)和《魯迅的藝術世界》。其間他致我的信凡四十六通,均談書稿,鮮及家事及其他。私信,是一個人真實的隱秘世界,由信來讀人或是一個獨特的視角。

      由于海嬰的身份特殊,是讀者關注度頗高的公眾人物。我不諱言,坊間對其時有微詞。我想就我個人與其“面對面”的交往和白紙黑字的信,來談談對他的印象。

      1998年1月周海嬰在北京《許廣平文集》首發式上

      我眼里的海嬰先生是大度的

      我認識海嬰始于1996年。我為供職的出版社策劃選編了一本魯迅、許廣平散文合集《愛的吶喊》,函請他授權,他欣然同意,出版社表示“愿意按國家規定支付稿酬”,并提供了另一家出版社付酬方式和較低的付酬標準。該書出版以后,本社除按合約只付許廣平部分的稿酬外,另付了一幀照片的稿費,象征性的而已。海嬰在復信時特別提及“收到這部分(指照片)使我十分感動,因為多少年來,不論在什么書籍上,照片似乎已經在幾十年前進入了‘流通領域’,當然,我也似乎‘清高’而不去追索。”還說了一番致謝的話。

      次年春,我進京公干,順道拜訪了他。我問許廣平先生所著《遭難前后》一書解放后出版過沒有。他說國內沒有出過,柯靈先生于1980年推薦給香港劉以鬯先生,在香港文學出版社出了一次。當我了解許廣平的幾部著作已多年未再版,市場斷貨,又念及許廣平先生百年誕辰在即,于是萌發編《許廣平文集》的創意。海嬰聽了,十分高興。選題在社里順利通過,很快進入操作階段。海嬰在北京魯博及魯研界朋友的幫助下,陸續將稿件分批寄來。事先說好合同條款由我方初擬,再請他提意見、相商。海嬰復信寄回合同,沒作實質性的修改,只說希望出版日期提前半年,作為許廣平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大會禮品。因書稿工程較大,文稿搜集要完備也很瑣碎、麻煩,出版日期如此之短,當時我只答復:“爭取如期”出版,他表示理解,又說“他的話只是代表家屬的建議和希望而已”。文稿在較短時間內備齊,海嬰附信說:“目前奉寄的各類稿子可以說是全部的99.999%(以擬收考慮的供選稿)”。我請他先編目、分類,他沒有做,說怕我們會為難,“我是有意不分類編目,目的是使你們主動,便于取舍”。這也是真話,他提出主導意見,可能會左右我們既定的編輯方案。我把另一位責編孫金榮同志擬的“編目”奉上,請他“指正”。他復信說:“文集的分卷方法甚好。就這樣編排好了,替我謝謝孫先生。”但他將“出版前言”的第一段改了一下,附言說“這是不作數的”,由我們定奪。他既如此“大度”,對他的意見,我們也就實事求是地有取有舍。事后,他未表示異議。我們相互間的溝通比較順利,雙方都很滿意。

      周海嬰于1996年9月30日致作者的信

      因為這是由他主持為母親出版的“文集”,無論從哪個角度,他都該寫點紀念文字。經我之邀后,他答應寫“后記”,有點調侃地說:“有些感情性質的話以及牢騷之類,放在后面為宜。”一周后,我收到海嬰的“后記”。應該說,海嬰是比較好激動的,也愛發點牢騷。他的“后記”原稿中有一段是寫許廣平去世后,他本人及親屬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讀了這些“牢騷”,我頗為難。此前,我已略知海嬰有點執拗、喜歡較真,怕碰釘子;但我還是鼓足勇氣給他寫了一封長函,大意說這是許廣平先生的文集,含紀念性質,“后記”中的“牢騷”話放在里面不大妥當,如果照現在這樣寫法,廣平先生在九泉下心也不安的。如實在有話要說,可另寫專文,不一定非要放在這兒。大概我言詞懇切,或許他意識到我的話不無道理,他來電話爽快地同意刪去,并說:“我把‘大權’交給你。”隨之,我將自以為“不妥”的一刀砍去,又將個別情感色彩偏激的措詞做了潤飾,力求平實一些。

      《許廣平文集》在編選者署名時,我們曾一度“糾纏”了一番。前文已說過,最初與海嬰簽約時,海嬰“打官司”的消息,已見諸媒體。社長考慮該書是本社一手策劃的,為保證本社享有該書的專有出版權和對其他出版物的制約,社里提出本社應有一位同志(讓我)充當副主編。后來在與海嬰一年多的交往中,看出他對我們出版社的權益十分尊重。例如在此期間,他拒絕了另一家出版社要重印《許廣平回憶魯迅》的要求,以保證本社的“文集”能有正常的發行量。所以我與社長商量,還是單署海嬰一人名為宜,更顯“正宗”。因此付印前,我于1997年8月15日致函海嬰說:“人與人之間,應是相互尊重與愛護的,真誠是最可貴的。”“我們原先的考慮(署一副主編名)似已沒有必要。”9月1日他復長函:“關于先生副主編的具名,我以為很合宜的,這本‘文集’沒有先生的創意、策劃、奔波以及向社領導疏通,是不可能問世的。這點,我們家屬銘記在心。你的辛苦應當體現在‘文集’上,不應該當‘無名英雄’。”又說不署副主編名“是不公的,事實上,我的‘主編’是‘充數’的……”跟著,9月5日又來信,堅持他的意見:“關于署名,請再一次和社領導解釋一下,這本文集,工作是你做的。我只為了某種咱們商議好的原因、因素而‘堂皇’地擺在那(指便于宣傳、發行。作者注)。誰都知道,這是吹不響的濫竽,否則無地自容。若此,新書發布等等活動,我只好回避,躲起來了。”我打電話對他說,為感謝他的美意,我接受他在“后記”中鳴謝我的話。他旋即又打來電話,堅持要我署名。付印在即,9月10日我再次堅辭,并說明理由,責任編輯欄內我已署了名,這“本身就是對我關于這部書稿工作的肯定……關于署名問題的討論,我們就此畫個句號”。并聲明書已付梓,木已成舟。事實上,也絕非如海嬰自謙的那樣“是一種擺設”。他為《許廣平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搜集、復印資料、大致分類,為初次發表的大量的歷史函件中的人物和事件作注;征求老照片,以及請雷潔瓊、趙樸初先生題詞等等;而這些工作,遠非一個責編力所能及的。

      如果說當初簽約,作為出版社一方還心存疑慮的話,那么在該書的運作過程中,海嬰在文稿的處理對出版社的尊重上和拒絕他人重印《許廣平回憶魯迅》維護本社權益上,已表現了真誠合作的意愿。因此,我們才主動提出放棄署名。

      從出版社的角度來說,在出版《許廣平文集》的盡心盡力上,也令周海嬰深深感動。為使該書能趕在許廣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時出版,出版社督請承印廠加班加點,2月10日裝訂出第一批書??墒菑S家在淮陰,交火車快運已來不及。偏偏此時天降大雪,到處冰天雪地。出版社出資請運輸公司派專車,日夜兼程終于在11日晚間平安抵京,為次日首都各界紀念許廣平大會獻上珍貴的禮品。海嬰表示:“實在太感動了,感動得要流淚了。”

      這次出版社與海嬰的合作十分愉快。由此我想,這恐怕源于雙方的相互支持和理解。“尊重是雙行道”,此言不謬。

      周海嬰于1997年9月5日致作者的信

      一年后,我社出版了長篇紀實小說《魯迅》,我給海嬰寄了一本。海嬰初閱后,覺得文中對魯迅逝世下葬時的在場人及當時他的悲痛狀的描寫,“感到有點出入”,致函與我。我復印轉交給作者。后來,此信中的內容被愛炒作的某媒體公開引用,海嬰遭到了非議,海嬰對此深感委屈。他后來對我說:“我無意否定作者的大作,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罷了。”(作品中的那一段,把他寫得太不懂事了——作者注)。對媒體,海嬰后來大概有些怕了,再致信于我時,特別叮囑“請勿有任何舉動”。這回他理智地以平和的態度,淡化了這件事,沒再引起糾紛。2001年他的《魯迅與我七十年》樣書一出,海嬰便寄我一冊。書還沒收到,他便急火火地打長途來,要我談談讀后的感覺。不久,在南通師院舉辦的紀念魯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動上我們見面了。他見我的第一句話便要我談“感覺”。我也直言不諱:“你的勇氣和坦率讓我佩服,但對書名和裝幀我不敢恭維,它不是最好的。”他笑而不語。我問書名是誰起的。他說是他兒子令飛和出版社商量的。夫人馬新云打趣:“早知道請你提提意見。”我說:“你們對我保密,怕我不給好價錢。”說到這兒,三個人都笑起來。

      因為我們相互比較熟悉了解,說話也很隨便。這主要基于我有向海嬰“從諫”的歷史經驗。晚年的海嬰活得確實比較累。早些年為兒子周令飛的婚事,累得喘不過氣來,后來是“維權”論爭,“官司敗訴,我的‘臭名’也遠播四海”(海嬰自語,片斷),就累上加累了。人言可畏,眾口鑠金。因時有微詞入耳,它或多或少也影響了我。但論人必須持平。王元化先生在該書序中說:“海嬰為魯迅版稅繼承權問題打官司,有些人不能理解,認為海嬰不該這么做。我卻不這么看。”因為“如果我們承認他也是一個公民,也有合法的權利,那么就應該依法辦事了”,更況“事出有因”,才打官司“要錢”的。

      海嬰是一位真誠、可信賴的朋友

      在南通師范學院的會上,我大膽地與海嬰探討了魯迅先生的為人為文,包括魯迅當年對陳西瀅、梁實秋等的批評。海嬰很坦誠,他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魯迅也是可以批評的,但必須讀通他的作品,研究他所處的社會背景和惡劣環境。他的文風不得不犀利,語言不能不苛刻。”在談到有人覺得魯迅生性“多疑”、出語尖刻時,他說那是有些現代人對魯迅的誤解。魯迅一般針砭的是社會弊病而并不對具體的人。當然,他不是圣人,有時也會誤傷人;但當他發現自己批評錯了的時候,也會自責。他舉例說,當年魯迅寫文章批評一位青年作家,事后知道那人確實是精神失常,便寫專文更正、說明,消除影響。海嬰又說,評價魯迅絕對不能脫離當時歷史大環境,不能用現代人的思維來要求他,應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這一天海嬰在接受南通電視臺記者采訪時,筆者在側,親耳聽到他說:父親早已過世,他不能對死后的事負責。“文革”期間有人利用了父親,或者是父親對某人某事一時說話欠當,致使他當年的老朋友或親屬遭到一些傷害的話,我非常理解、同情他們(上述為大意)。在攝像機前,海嬰還微微欠身對因此而受到傷害過的人代表魯迅表示歉意。這是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

      我與海嬰之過從告訴我,海嬰是一位真誠、可信賴的朋友。他和藹、平易近人,從不擺名人之后的架子,對我之請,凡能做到的,他都勉力而行。那年他的南通之行,就是受我代朋友之邀,推掉另一個活動而前往的。南通接待方缺乏經驗,發現有不周之處后,向他表示歉意時,海嬰反寬慰對方,說當年他也做過接待工作,不容易辦得十全十美,出點小問題,可以也應當諒解。他的寬容與大度令接待方很感動。

      海嬰一輩子似乎活在父親的光環里。他戲言自己一輩子是“夾著尾巴做人”,但一輩子都在奮力傳承魯迅精神。晚年他與長子令飛在上海創立魯迅文化發展中心,通過演講、出書、辦展覽、拍電視,為弘揚、普及魯迅文化不斷“吶喊”。2006年秋,他偕令飛到南京請我在珠江路咸亨酒店吃飯,席間我們又談到合作出書的事。海嬰提議可否出版一本名為《魯迅的藝術世界》的書,將魯迅藝術方面的創作、設計和收藏集為一書。我向社長黃小初請示后獲準。海嬰十分高興,旋函請吳冠中、黃永玉、黃裳諸先生為該書寫評介文字,協調北京魯博與上海魯館的館藏資料,費三年之功終于完成。他親自出席上海的新書發布會,并為讀者簽名。晚年的海嬰除出版了《魯迅與我七十年》,攝影集《鏡匣人間》外,又組織出版《魯迅回憶錄》(手稿本),病中還關注《魯迅大全集》的出版……

      周海嬰(右一)、馬新云(右三)和張純華(右四)在上海

      海嬰挺幽默,每每通話他都憋著一口南京土話與我交談。每年的賀卡花樣翻新,自做一些富有童趣的小圖案。因為我們相互比較熟悉了解,說話也很隨便。我曾私下問過海嬰,作為名人的后代,你感到驕傲的和社會壓力的兩方面,哪個大一些?海嬰的表現似乎很痛苦,說:“苦比樂多。大家對名人后代期望值太高,喜歡把他們裝在一個固定的框子里,在當代社會背景下,框子里的生活多難受!”

      《魯迅的藝術世界》新書發布會,那是我與海嬰的最后一次見面。那次我見到周氏家族幾個主要成員:海嬰夫人馬新云、長子周令飛、長媳張純華。

      2011年4月7日,海嬰逝世,我代表出版社專程赴京吊唁,作最后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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